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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,“你去嘉年华了吗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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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上海今夏酷热,但比天气更热的是“环球嘉年华”游乐场。场内人群熙熙攘攘,摩肩接踵,尖叫、眩晕、迷醉、欢笑,为了等待一次几分钟的疯狂旋转,他们心甘情愿地在烈日下排上3个小时的长队……上海,这些日子竟多出一句新的问候语来:“去嘉年华了吗?”
    然而,在以“环球嘉年华”为中心方圆不到100公里的区域,就有若干投资上亿元甚至几十亿元的游乐园、主题公园,那里杂草丛生,满目荒凉……
    “环球嘉年华”的火爆,凸显出中国一个消费潜力惊人的游乐市场。但是在巨大客源面前,中国的游乐业70%亏损、20%持平,能够盈利的仅有10%左右。
    无疑,“环球嘉年华”给中国游乐业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。
    “更新”难倒国内游乐商
    “环球嘉年华”6月27日在上海开始营业,虽然错过了“五一”黄金周,但是接踵而来的堪称“黄金月”。“环球嘉年华”组委会工作人员王玮说,开业以来,“环球嘉年华”每天平均游客3万人次,双休日高达5万余人次。“环球嘉年华”此次上海行分夏季版与秋季版,“预计两季游客人数达300万人次,理想营业额过亿元。”
    “嘉年华”(Carnival)原意是天主教徒在斋期开始前的狂欢饮宴,后来亦指马戏团的巡回演出。“环球嘉年华”便脱胎于当年简陋的大篷车,由荷兰人汉斯·罗德成和英国人比利·史蒂文共同创办,并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型的巡回移动式游乐场,以集纳全球最新游乐机器而著称,此前在巴黎、伦敦、吉隆坡、香港等地均引起轰动。
    16岁的乐天刚考完中考和同学一起来“环球嘉年华”玩,他说:“这里太新奇、太好玩了。我以前去过‘锦江乐园’,但这么多年它没什么变化。至于‘大世界’,很小的时候去过,现在除了‘大世界’门口一排哈哈镜,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。”上海师范大学旅游专业毕业生王国安说:“不在这里玩,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刺激!在国内其他游乐场,根本得不到在这里玩的感受!”
    “‘环球嘉年华’带了38台大型机器、50多种竞技游戏来上海,70%的机器是中国内地没有的,其中一些机器在全世界仅有几台。例如‘极速大风车’,造价高达150万美元,全世界仅有3台。到了秋季版,现在的很多机器都要换掉,人们总是对新的感兴趣。”王玮说。
    与国内游乐场游乐设施从购买到报废“从一而终”不同的是,“环球嘉年华”大部分机器是租赁来的,“但求所用,不求所有”。王玮说,这里的机器来自13个国家,设备提供商与“环球嘉年华”最后进行营业额分成。“环球嘉年华”组委会副总指挥朱伟峰说,他们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租赁世界上最新的游戏设备,进行最好的组合配置,“这样可以保证机械的更新换代和安全性能。”
    相比之下,国内游乐业正陷入“更新太慢———客源锐减———亏损严重———无力更新”的恶性循环。“锦江乐园”总经理崔质能说,1984年建园之初,从日本引进了一套颇为先进的游乐设施,也曾创下一年接待游客230万人次的纪录。然而,运转了十几年的游乐设施已日趋陈旧,到1999年底“锦江乐园”已陷入巨额亏损。
    而一度堪称远东地区最大最时髦游乐场所的“大世界”,如今更是大门紧锁。“大世界”始建于1917年,当年戏曲歌舞、游艺杂耍一应俱全,天天人声鼎沸,“不到大世界,枉到大上海”的广告深入人心。但是岁月流逝,“大世界”的游乐设施与节目渐渐失去了吸引力,终于无可奈何花落去。复旦大学历史系旅游管理专业副教授夏林根说:“内容和形式的老化,是‘大世界’衰败的重要原因。”
    中国游乐业缺的不仅仅是硬件
    “环球嘉年华”来上海后,崔质能去了四五次,还让“锦江乐园”的班组长、业务骨干去。他说:“这是一个送上门来的学习机会。中国游乐业不仅硬件落后,软件更是落后了。”
    在国内游乐业人士眼中,“环球嘉年华”的推广手段、经营策略、运行模式等,包括一些看似很小的细节,都让他们感慨良多。
    “环球嘉年华”采取的是巡回方式,场地一般是向当地政府短期租借使用,这样可以灵活选择最佳地块,以降低运营风险。在上海,他们选择东方明珠塔畔,这是上海游客集中的黄金地段;此外,巡回方式对游客是一种成功的心理攻势,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尽量多的客源。崔质能说:“游客会这么想,‘环球嘉年华’过一个月就要走了,机不可失;‘锦江乐园’又不会走,明年后年去都是一样。”
    我们的游乐场一般采取套票形式,买一张票可以玩几个项目,将一些不受欢迎的项目与热门项目搭配起来;“环球嘉年华”却强调了自主性,游客可以根据需要,以现金换取代币,然后选择各式各样的游戏设备,年轻人可以选择乘坐“极速大风车”、“跳楼机”,而老年人选择投篮、套圈,赢一个绒毛玩具,用‘环球嘉年华’这一品牌的拥有者———香港汇翔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罗达成的话来说,就是“从6岁到90岁,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游戏”。
    “环球嘉年华”所有项目挤在35000平方米内,灯光迷乱,音乐狂野,作为奖品的绒毛玩具重重叠叠、铺天盖地,加上游客的欢笑、尖叫,营造出一种无可比拟的狂欢气氛。让人感叹的是,每个摊位的排列密度,都是为最大限度地刺激游客的消费欲望。
    “我们的游乐场还是计划经济观念,早上5时开门,下午5时关门,完全是固定公园模式。”崔质能反思说,“环球嘉年华”能让年轻人高高兴兴地玩到深夜11时,而“锦江乐园”却让周边最有消费能力的人群下班后想玩而无处可玩。
    作为一家国有企业的领导,崔质能有很多无奈:“香港汇翔公司只有二十几个工作人员,这次在上海他们招聘了600人,就做一个月,国有企业哪能这么招人……”
    “锦江乐园”在编员工300余人,其中50%是建园时的征地工———当时随耕地一起入园的梅陇农民,这些员工如今大多年过四十,文化普遍在初中以下,综合素质低,成为制约“锦江乐园”发展的主要因素。
    发展有中国特色游乐项目
    虽然去年经不懈努力终于扭亏为盈,“锦江乐园”今年的形势却分外严峻。崔质能说,先是遭受非典惨重打击,原本寄希望于“十一”黄金周,又碰上了“环球嘉年华”的秋季版。
    “就是因为我们发展滞后了,‘环球嘉年华’的‘大篷车’才乘虚而入。中国游乐业一直缺乏深层次的思考,一本好经没念好。”崔质能叹道,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,中国游乐业开始了最痛苦的时期。此前,中国游乐业沉浸于各类游乐园、主题公园一哄而上的狂热,结果大部分陷入亏损,有些不得不倒闭,在上海就有好几家。”
    “锦江乐园”、“大世界”何去何从,引起了上海文化、旅游界的很多思考。复旦大学历史系旅游管理专业副教授夏林根在分析“大世界”的兴衰时说:“主题不新、内容老化、定位不清是造成目前窘境的三大症结。”
    上海市文化娱乐业协会会长吴逸群认为,大型游乐场所在投资之前,应该进行充分的论证,“嘉年华就能满足人们求新、求乐、求知的欲望。我们搞大型游乐项目,一定要让人尽兴,让人们觉得非去不可。”
    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纯认为,“环球嘉年华”作为一种移动式的短期投资行为,他们所做的不外乎降低成本和提高收益。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,他们对消费群体、消费层次研究得非常透,“国内游乐业根子问题还是一个产权问题,如果是个人投资,他肯定会想尽办法研究市场。”
    如今,学者正在讨论“大世界”的改造方向:百老汇型、新天地型、迪斯尼型、大世界传统型……而处于“内忧外患”之中的“锦江乐园”,在上海一家新兴媒体上与“环球嘉年华”打起了广告战。崔质能说,“环球嘉年华”这次来上海,是在中国大城市巡回“淘金”的第一步,毕竟中国这个市场太大了,“嘉年华能做,我们为什么不能做?!”
    崔质能的设想是,与国内几家游乐场联手,集中一批游乐设备,到游乐市场尚不发达的地区巡回。他说,接着来中国淘金的世界娱乐名牌会越来越多,像著名的美国环球影城,已经决定落户上海,“要引进的还是应该引进,这样能促进上海和整个中国的游乐业重新洗牌,向前发展。”
    崔质能的梦想是将“锦江乐园”建成“21世纪的上海‘大世界’”他说:“将来人们在室外,可以享受到与国外同步的刺激感;在室内,可以看到在国外看不到的精彩演出———这就是把自己的文化底蕴放进去,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游乐项目,如果开发得好,不见得比百老汇差!”
  (据新华社稿)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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